1979年有什么历史事件（1979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？）

如果说1978年的关键词是混沌初开，那1979年则是“跃跃欲试”。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，也是热闹的一年，对外在国际上，我们正积极向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广泛地学习经验寻求合作，而对内不管是中央举措还是民间氛围，都已经实实在在让人感受到风气真的是要变了。

北岛就曾在这一年写过一首名为《岗位》的诗，现在看来尤其适合形容1979。“我的时代在背后,突然敲响大鼓。”的确这一年的中国能清晰听见时代的鼓声骤然敲响。

1979年开年第一件大事，不管是对于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邓公访美。这是历史性的时刻，这一年阳历的1月1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，28天后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，这一天邓公应卡特总统之邀亲自率团访问美国，大年初一这个日子还是邓公特意挑选的，寓意着开门红。

这次访问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全世界的摄像机都对准了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，大家也眼看着这两个昔日的敌人就这么握手言和重归于好。访美是出于战略意义上的考虑，这次访问为中美换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，正是我们改革开放最艰难也最需要援助的十年，同时也是美苏冷战，美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。

两个大国建交必定震动四野，当时世界的格局，也随着中美建交发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。比如1979年二三月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。

访美之后，总设计师并没有立即回国，而是把飞机又停在了日本，再度访日二度造访，这其中的诚意不言而喻，而效果也是显著的，可以说，新年伊始的这两次意义重大的外交访问，为我们的改革之路解决了非常关键的外部环境问题，并取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。

国际的问题总设计师为我们打造好了，接着则是要解决国内的问题，不得不说，我们之所以要走到改革这条路，也正是因为当时国内确实还有很多的问题。

1979年的1月，56岁的富商霍英东带着1350万美元来到广州，他想与广州市政府合作盖一家五星级酒店，这也是建国后大陆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。按理说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，可现实却给这位富商泼了盆凉水，先是各种酒店用品内地压根没有生产过，连浴缸的软塞都是热水瓶塞代替的。

内地没有那就只能从外面进，然而要命的是，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在十几个部门间来回奔波，盖几十个大红公章，后来没辙的霍英东想了个招，他先向北京广州的领导发请帖把开业时间先定死，这才让盖章的速度快了些。到1983年2月，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才顺利开业。

这种效率低下散漫的办事态度，也被当时年轻的经济学者张五常看在眼里，当时他来到广州游历，发现在住的酒店门口每天都有两个女工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清扫树叶，而这就是她们每天全部的工作，还有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。一个人拿着灰，一个人负责涂抹，而另一个人的工作居然是指着墙上的那个洞。

年轻的张五常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最后给出了一个论断，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，都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阻碍，而这个阻碍可能就藏在这些细节中。

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，各种西方文化也开始首次进入国内，首席第一个词，说起来就和70年代的中国实在离得很远-“时尚”。那一年有个叫皮尔·卡丹的意大利人受邀来中国做一场时尚秀，他的身份是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。而当时的中国街头还是齐刷刷一片蓝色工装的海洋。

美联社记者为了他拍了一张至今很著名的照片，照片里皮尔·卡丹走在北京的大街上。大家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位长相奇特的外国人。而他们身上的服装，则宛如来自两个世界。历史机遇下，皮尔·卡丹成为了当时第一个给中国带来时尚概念的外国人，也是首个来中国掘金的服装品牌商。他当初举办的那场只供“内部观摩”的时装秀，打开了无数国人爱美的阀门，也成为在中国风靡几十年的著名国际大牌。甚至皮尔·卡丹这四个字一度成了奢侈品的代名词。

除了皮尔·卡丹之外，这一年另一个著名的外国人是日本的小泽征尔，3月份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，这是“文革”之后第一支来大陆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。那一天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内人潮涌动，一下涌入了大批音乐爱好者，这其中就有当时十岁的高晓松。

除了西方文化涌入，那一年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起步，第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是李谷一的《乡恋》。严格来说这并不能算是流行音乐，只是曲调中有类似探戈的节奏，唱法比较欢快轻松，但即便只是如此也遭到了不少的抨击，一被认为是和邓丽君一样的靡靡之音没有革命斗志，甚至还被划进了黄色歌曲。不过这首《乡恋》最后还是因为太受欢迎，最终在1983年的春晚上解禁。

与大陆这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台音乐的空前发展，这一年辉煌的港曲港片时代开始到来。海峡另一边台湾的民歌运动已经发展地相当成熟，佳作频出，如三毛填词齐豫演唱的《橄榄树》、蔡琴和邓丽君演绎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、以及潘安邦演唱的《外婆家的澎湖湾》等。

除了文艺圈热闹，这一年大陆的经济也慢慢复苏，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与境外公民集资成立了“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”这后来被官方认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。中国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上海诞生。当时的《文汇报》上刊登了第一则外国品牌广告，捷足先登的是瑞士雷达牌手表。同一天雷达牌手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，虽然广告内容是全英文的，那时懂英文的老百姓也寥寥无几，但三天之内，到黄浦区商场咨询雷达牌的消费者就超过了700人。

不止上海，广州那边出现了一些服务型公司，旅游业也开始起步。而驻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了广告部，开始接受各类品牌的广告信息，在往后的很多很多年里，它是中国最吃香的广告投放平台。直到网络视频平台的到来才慢慢改变了这一切。

这一年北京的老字号们也在慢慢复活，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创立的全聚德烤鸭店，之前被当做“四旧”废弃了，如今又在和平门再次开张，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用餐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烤鸭店。而且全聚德的复出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，就是中国的老字号们又可以复活了。

总之1979年我们出现了很多个第一，第一家民营公司、第一个电视广告。但说实话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些，的确是有些晚了，和美国日本都还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，不过马拉松并不在于前面有多快，我们起步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更最重要的消息是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盘大棋中，中国这头睡眼惺忪的雄狮，终于算是正式下场博弈了。

虽然我们当时还是一穷二白，但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在思考中国崛起对世界带来的影响。《经济学人》在这一年就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前瞻性的问题-中国的崛起会给世界市场造成致命冲击吗?要知道这个问题要再过20年才会真正引发关注，而《经济学人》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是来自于中国对商品大量的需求。

中国有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源和人口，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环境，中国的生产力是毋庸置疑的，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该生产哪些商品，怎么生产商品。他们认为等中国逐渐学习完国外的经验，能大量生产并有渠道出口商品时，“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将成为必然”。早在那时就想到世界将被“ Made in china”包围的也只有《经济学人了》，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最具远见的报道，这一结论被验证当然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。

当时真正让西方焦头烂额的是中国的邻国-日本，战后的日本经济崛起速度堪称奇迹，整个70年代，它都是全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。日本的汽车、家电、照相机举世无敌，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更是全球企业家、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。

美国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.埃里森就常常想起他在1979年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-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100%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，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是不行，其他人必须失败。

日本人这种倔强的民族性用在杀伐决断的商业战场简直在适合不过。在中国这套经验也同样被争先效仿。当时松下的创始人松下.幸之助是中国企业家们的第一个偶像。海尔的张瑞敏回忆道-他之所以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小工厂带领到中国家电巨头的位置，早期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。

任正非当初在参观松下公司时发现，不管是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是走廊通道，他随处都能看到一张贴画，画上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。下面写着“能挽救这条船的,唯有你。”这种危机意识也在日后真正影响了任正非。

除了公司管理经验上的借鉴，大量日本企业也对开拓中国市场热情高涨，和我们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。这一年，长虹从松下引进了黑白电视生产线。上海金星引进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。天津市计算机中心购买了富士通的计算机。三洋电机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。

而且在松下幸之助来访中国之后，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来到了中国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日货也在中国慢慢风靡起来，这在后续给本土企业带来了经验和机遇，同时也带来了压力。

以上都是1979年的各个切片，关于外交文化经济以及社会氛围，我们应该能感受得到，如果说此前的中国是稍显压抑的，那到了1979年，这片神州大地终于吹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

外面的文化开始进来。不过这些改变放在幅员辽阔的中国，只能算是局部小范围的热闹，

真正能动摇国家经济根基的巨变则需要白字黑字和红头文件。

而这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国企和地方企业，早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中央就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个严重缺点，就是权力过于集中，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，放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。这个认知一下点中了要害，把舞台让出来，就一定会有能人登上去。

首钢改革

1979年的5月，国务院宣布了八个国企改革试点企业，在这八家国企中，最亮眼的是拥有着20万员工的首都钢铁公司。

年近六旬的周冠五是这家老牌钢铁厂的厂长，周冠五是个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，军人出身的他爱梳个大背头，说话声音洪亮做事雷厉风行。首钢被定为国企改革企业后，周冠五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，首先就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“三个百分百”管理法，这说起来也很简单，就是每个职工百分百的执行规则制度，发现问题百分百上报，违规者百分百扣除当月全部奖金。

这个管理法如今看并不新鲜，但放在当时纪律涣散的中国企业界，则让人眼前一亮极具震撼力。之后他又创造性的提出国企承包制，承包制度是这样的-“包死基数,确保上缴,超包全留,欠收自负”，这掷地有声的十六字方针，日后也成为了国企改革的标准。

有了这些改变，职工的积极性被完全地激发了出来，首钢也迎来了空前大发展。改革的头三年，首钢的利润率年均增长45%，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年均增长34%，而且直到十年后的1989年，也依然保持着13.5%的利润年均增长，是全球钢铁公司利润增长的2.4倍。

首钢改革的成功，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大幕。到1979年年底时，全国试点企业已经达到4200家。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漂亮的开始，但值得一说的是，国企的改革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。因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国有企业虽然在不断在获得自主权，但也还是在反复地因为政策的放松和收紧而辗转腾挪。并且在不久后，它又将面临着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公司的“博弈”，以及从天而降的跨国公司的“搅局”。

从国企改革开始，其实也能看出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的脉络。改革并非是一声令下就畅行无阻，经济的发展也背靠着错综复杂的市场因素和外部大环境。而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政策的重要性了。政策的重要性就是在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来权衡和纠偏，以取得整个发展之路的利益最大化。这个过程看似属于宏观调控，但其实更像是拿着绣花针来雕琢摩天大楼，需要一针接着一针精雕细琢，这不光只需要胆识和魄力，更要冷静和小心翼翼。

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

北方周冠五的成功给国企改革开了一个好头，而南方有个叫袁庚的人则正在谋划着一件更大的事。他和周冠五一样都是打过仗的军人出身，建国后被调任到各个部门任职，周冠五当初是被调到了北京筹建首钢，而袁庚则成了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。

袁庚这个招商局来头可不简单，它在1872年由李鸿章创办并亲自担任董事长，可称得上“天字第一号大企业”。它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如今100多年过去，到了袁庚手上基本成了一个空架子。名声虽大，但现实权利却几乎没有。而这对曾经率团收复过深圳，一心要干一番大事的袁庚来说自然是闲不住。

早在1978年，他就以招商局的名义给中央报过一些开放建议。建议中他提出了一个构想在宝安(这一年改为深圳市)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，蛇口的地理位置优越，既方便国际先进技术与原料的进入，也能充分利用国内较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。

1979年袁庚又来到了北京，，在中南海当着老首长的面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构想，希望能得到一块工业用地，领导听完在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个圈，把宝安的一个半岛给了袁庚，这块地就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。当然这只能算是一个试点项目，蛇口工业区既没有正式纳入国家计划，也没有财政拨款。不过袁庚得到了两个权限，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，二是能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。

有了这两个便利条件，他很快拉来了15亿投资，做事雷厉风行的袁庚在这里大兴基础建设、简化招商程序。短短两年时间，蛇口就已经是中国改革最先锋的试验场。而蛇口的出现，也给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。因为蛇口工业区开发半年后，深圳经济特区也正式建立。

深圳之后中国沿海经济特区遍地开花，成就了今天这般模样，不过如今回头看，蛇口虽出生传奇，中期辉煌，但最后还是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，还是没能幸免黯然退场的结局。1992年，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精心打造了15年的蛇口，,短短十几年里，他把资产不到一亿元的招商局做成了总资产超过200亿的超级大公司，但这还是没能阻挡蛇口后半程的落寞。

晚年袁庚一直有个心结，他说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，而他说的这个错误，是指在1981年曾有李嘉诚、霍英东、为首的13位顶级富豪来蛇口参观，他们向袁庚提出能不能入股一同开发蛇口，当时的袁庚不假思索地拒绝了，而晚年的他时常在想，如果当时同意李嘉诚等人入股，蛇口会不会有更大的可能?不过不论成功与否，袁庚都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而离休前，他还做了一个深思远虑的重大决定，让蛇口的三家下属公司实现股份化走入市场，而这三家公司，如今至少有两家都大名鼎鼎，第一就是招商银行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。第二是平安保险，它的当家人马明哲曾是袁庚的行政科长，而他后来竟成了“中国首富”。

个体经济的发展

除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和袁庚的这场经济实验，1979年还有一个领域不容忽略，就是个体经济。这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-“知青返城”。

1979年2月，总计有760万知青大军返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，这些人回城后终日无事可做，在各地引发的骚乱此起彼伏，如何解决这760万人的就业问题，成为了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。

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巨大压力，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“开闸放水”发展个体经济，也就是允许这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。

于是在这一年，中国颁发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，而两年底，这一执照则一共颁发了约10万张。说起来这一情况其实和今年的“地摊经济”也有些像，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经济方面的压力。个体经济被允许了就一定会有人想再进一步，可以单干了，那能不能雇人呢？

于是有一个叫年广九的人便出现了。他可以说是安徽芜湖一个炒瓜子的小贩，也可以说是曾风靡一时的“傻子瓜子”创始人。42岁的年广九是个文盲，早年因为私自卖水果被定成“投机倒把”罪在监狱待了一年。出狱后他偷偷炒起了瓜子。谁曾想他炒出来的瓜子竟然相当好吃，也慢慢有了名气，因他自幼被街坊叫做“小傻子”于是给自己炒的瓜子取名“傻子瓜子”

年广九没读过书，但天生会做生意，没过多久傻子瓜子的日销量就达到了两三千斤，接着他又招了一些无业游民当帮手继续做大。年广九雇佣人数达12人之多，这一下子却捅了篓子，在《资本论》里，雇工到了八个就不算是个体经济，而是资本主义，是剥削劳动人民。这个言论被当时广为流传。“傻子”年广久也一下成了人们口中的资本家，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。

如果单按照理论来说，年广九的资本家身份肯定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如果真把傻子瓜子取缔的话，那也和国家想发展经济的初衷完全不符。因为年广九其实只是一个代表人物。在他背后，还有更多身份类似的小老板们，而他们带来的经济活力是不容小觑的，关于这群人如何处置，他们到底又算不算资本家？两年之下，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开始了。

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了1982年，随着邓公在聊个体经济的发展拿年广九来举例时，这才有了些许眉目，而这时他已经雇工105人靠卖瓜子资产过百万。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个辩论可能会觉得有些好笑，不太明白有什么好争的，但事实上路就是这么走来的。我们现在很多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，都是通过前人一点点地探索试错，才慢慢打破观念上的禁区。

改革之路并不轻松，根据社会的变革和发展，我们要不断调整政策，建立与新生事物匹配的法律，以及和这些同样重要的还要解放大家的思想和观念。

1978年这一年，我们迎来了机遇也把握住了机遇，有困难也在克服困难，总的来说这是实实在在向前迈进的一年，年初的邓公出访为改革铺路搭桥，建立了良好的外部大环境，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收效显著，如果说1978年我们是往土里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，那这一年神州大地则更像下了一场绵绵春雨，而这颗种子已经破土而出，向阳生长。